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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元年（公元 196 年），鄭玄七十歲時身染重病，他恐怕自己將不久於人世，便給他唯一的兒子益恩寫了一封相當於遺言的教子書信《戒子益恩書》。

所謂戒子書，是指家長要求、訓誡子弟立身處世的行為規則，是古代家訓的形式之一，它蘊含著一定的強制性、約束性和訓誡性。從先秦開始，古代家訓文化不斷得到豐富與發展，到漢代，出現了諸多著名的家訓，如劉邦的《手敕太子書》、楊貴的《病且終令其子》、司馬談的《命子遷》、歐陽地余的《戒子》、尹賞的《臨死戒諸子》、陳鹹的《戒子孫》，後漢樊宏的《戒子》和《遣敕薄葬》、蔡彤的《臨終敕其子逢參等》、袁閎的《臨終遺令》、崔瑗的《敕妻子》和《遺令子實》、張奐的《誡兄子書》等。與其它的戒子書不同的是，鄭玄的戒子書較少赤裸裸的道德說教，「雍雍穆穆，隱然含《詩》禮之氣」。他以主要篇幅闡述了自己一生的求學經歷和人生志向，通過對自己親身經歷的娓娓述說，表達了自己淡薄名利，一心追求學問的堅定志向。

鄭玄認為，樹立堅定不移的志向是一個人能否取得事業成功的前提和關鍵。在註釋《論語・子罕》「三軍可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」一語時，鄭玄云：「匹夫之守志，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。」在註釋孔子的 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」時，鄭玄云：「樂謂志於道，不以貧賤為憂苦也」鄭玄既重視守志更重視立志，而且認為志向是不應以貧賤為轉移的，主張通過艱苦奮鬥去實現自己的志向。鄭玄本人即是「志於道」的典範。

在《戒子書》中，鄭玄表明自己的志向是「但念述先聖之元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齊，亦庶幾以竭吾才，故聞命罔從。」這種志向貫穿了他人生的始終，貧窮的生活、戰亂的社會、艱難的求學沒有動搖他的意志，那麼，高官厚祿的誘惑他能抗拒嗎？自儒學取得獨尊地位之後，儒學之士便成為政府各級官吏的首要人選，讀經成為通向高官厚祿的康莊大道，「遺黃金滿籯，不如一經」成為時人共識，通經入仕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和時代潮流。「漢時賢俊，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，上明天時，下該人事，用此致卿相者多矣。」對鄭玄來說，作為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，憑借高深的經學造詣及崇高的社會威望，步入仕途、獲取官職不是一件難事。但他不僅未賴此擠入卿相行列，卻屢屢拒絕各種徵召、舉薦，史載 「州辟舉賢良方正、茂材，公府十四辟，（鄭玄）皆不就」。僅《後漢書》就記載他先後拒絕了八次各種徵召。鄭玄一次次地拒絕了送上門來的榮華富貴，他為自己的這種選擇感到驕傲。

在《戒子書》中他謙虛地認為，那些和他一塊兒被徵召且早已作到卿相的人擁有「懿德大雅」，堪任重位，而自己是勝任不了的。自認為「雖無紱冕之緒，頗有讓爵之高。自樂以論贊之功，庶不遺後人之羞。」他認為自己雖然沒有顯赫的官位，卻有拒絕徵召、辭官讓爵的高風亮節，自己以著述、講學為最大樂趣的一生，是不會讓後人蒙受羞愧的。

這是一位名垂青史的經學大師的人生價值觀和清醒的人生定位，他留給後人的不是過眼煙雲般的高官厚祿，而是世世代代享用不盡的精神財富。鄭玄可謂是「淡薄明志，寧靜致遠」的典範，他又把這種教誨很有說服力地傳輸給兒子，體現了父親的一片良苦用心與摯愛深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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